圆桌对话

对话嘉宾左起:孟庆斌、韩笑冰、陈乐天、张旭、张翼翔

主持人:从二级市场投资的角度,请大家谈一谈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。

韩笑冰:大家知道贸易战起来,都是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的事。我认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,不会做出太激烈的动作出来。当然了,恐吓是一定的。另外呢,对于我们中方来讲,我们肯定是积极应对,但是我们肯定不主动的把争端的事情扩大化,这是一定的。我认为争端规模上会受到限制,时间会很长,那么,我们的资产,肯定存在一定的估值下行压力,形势也会反复不断波动,不确定性会比较大,对于国内相关政策从原来的稳中求进,可能会更向稳的方向有所偏重。


陈乐天:刚才韩总讲的,关于中美贸易判断的,大的方向我是认同的。短期的情绪的变化的影响,对于股票市场来讲,由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,没有办法去猜测波动。从中期或者偏长期来看,首先不管这个事件的本身最后往什么方向去演进,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编辑上来说它是一个偏负面的影响。

其次,从结构上来说,既对一些行业是有利的,也对一些行业是不利的,不一一展开。

最后,市场本身它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往前走,即使没有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,它可能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。


张旭:债权市场受到良好经济支撑,债权收益应该不会下跌太多,真正决定债权市场的是中国经济本身,而不是不确定性。

张翼翔:中美贸易战对二级市场是个什么影响?很简单,重大利好。中美贸易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中国要开放金融市场。开放金融市场对在座的会有什么影响?我的理解,它就是两个海平面之间的博弈,是不是?原来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海平面,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海平面,这两个海平面之间不能流动。开放这个市场就意味着可以流动。站在基金公司的角度看,我们募资更容易,市场必将更成熟。

主持人:第二问题,资管新规出台以后,对股票、期货、债券的投资有哪些影响?你们分别从自己的领域来探讨一下这个影响?

第一,资管新规算是金融行业的供给侧改革,实际上是消除各个行业监管之间,利用不同的行业规则套利的一种做法。第二,就是要打破刚兑,实际上是为整个金融行业做一次加固。第三,可能会引爆一些债券。


陈乐天:股票方面第一是市场本身的走势,第二是对于股票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。第一方面来看,资管新规出台的影响是偏负面一些,无论是从情绪上,还是从流动性上,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,整个市场大的方向还是受到负面消极的影响。第二个方面,对于股票资产管理行业是比较积极的影响,净值化管理之后,无论是保险也好,或者私募也好,或者公募也好,所有的净值都能够看得见,这对市场来说是非常大的变化,有非常好的投研能力的机构,可能会迎来蓬勃的发展期。


张旭:资管新规对债券行业影响应该是最大的。资管新规导致证券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。证券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到最后就是卖债,就是赎回、就是处置,随意收益率还会上行。

债券市场里面有利率债,还有信用债,信用债的跌幅和收益率上行幅度会比利率债要更大。流动性越不好,信用债受到的影响其实也会更大一些。


张翼翔:资管新规的主要思想就是打破刚兑。打破刚兑对基金从业人员和基金公司是利好。美国在打破刚兑的时候是1982年,他们不叫打破刚兑,他们叫利率自由。美国1964年12月30号晚上,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874.2,1981年,过了17年之后,美国的12月31号晚上,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875.00点,几乎没动。但是同期美国的GDP涨了多少呢?涨了5倍。17年GDP涨了5倍,指数没动,大家听着是不是似曾相识?1982年打破刚兑来临了,从1981年美国的牛市开始,875.00点,到最近一个月中位数是25000点,所以打破刚兑对在座的各位是好事。有人会担心打破刚兑,那是吃政策红利饭的,不是在座的金融从业者。


主持人:第三个问题,2017年大盘蓝筹股,尤其是上证50表现非常抢眼,导致价值投资的理念开始广为传播。但是今天市场风格又变了。2016年大家都在炒小盘股,到了2017年炒大盘股,但是2018年又变了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投资主线,一些蓝筹白马股业绩变脸,股价杀跌严重,是否说明所谓的价值投资在中国行不通?


张翼翔:价值投资在我最开始成为一个股民的时候,以及后来我在北大上学读经济学的时候,天天听到的都是价值投资,但在市场上一直很有分歧。我的理解,价值投资在不同的阶段才有用,工业化接近完成之前,不能做价值投资,工业化接近完成之后,才是价值投资。

我给大家颠覆一个看法,巴菲特在他的早期就不是价值投资,他买的股票95%的仓位没有持有三个月以上,而且反复地炒作,他是一个投机人。


张旭:我压力好大呀,我是做债券的,对股票不是特别懂。能申请豁免吗?这个问题我能申请豁免吗?过。


陈乐天:我讲两个方面造成的影响:一是监管的加强。二是IPO的常态化。

以前我们讲是不是有效,要看你的价格是不是体现你的价值,后来说你的信息是不是充分流动的。那么以前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有效性没那么强的市场,这反映出大家可以通过非公开信息,或者其他各种交易去获得超额的收益,这是以前的市场,所以2015年之前中国市场基本说是这样的。

当然在1960年以前,美国市场也是这样。当然刘主席上任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,就是强监管,强监管意味着什么呢?所有一切的非法不合理的交易,不合理的或者超额收益的方式都要打破了。那么意味着什么?我们靠什么去获得超额收益?最后大家怎么去研究基本面,研究你公司内的价值是多少。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,这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,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就是IPO的常态化,为什么呢?因为股票也是一个商品。那么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解决的。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,IPO常态化之后股票发行了很多。意味着中小型的股票的稀缺性是在下降的。如果一个商品来讲,供给大幅度增加了,那么意味着价格是下跌的。

所以在过去两年我们看到说价值股或者说白马股涨的非常好,是有监管的制度性因素在里面的,那同时也和过去两年的整个经济周期的办法是相关的。因为过去两年的经济在经济周期的带动下,或者说供给侧改革的带动下是在复苏的,而且复苏的都是传统行业、传统经济。所以房地产也好、白酒也好,或者家电也好,或者是其他行业也好,基本上好的股票都在上涨,本身它是和经济周期的上行有关系。


韩笑冰:我最后一个说,其实我更应该申请适当的豁免,因为众所周知,股指期货限仓了。所以作为期货行业的一员,我想我讲的也比较有限。第一就是刚才张翼翔张总谈到了遛狗理论是。从A点走到B点,无论狗怎么走来走去,它还会回到B点的,一定会去的。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价值投资嘛,是吧?想来想去是的,只是翼翔老师说巴菲特可能不一定是。

那么我们国家其实也一样,国内的情况是价格太高的时候,尽管是白马股,我们大家可能也就要犹豫投不投,我觉得这是投资者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。至于我们下一步投什么,的确就像刚才讲的,外部的大环境,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,那么我们的投资就经济更加审慎,从这一点上讲,我觉得价值投资本身没有变,只是犹豫外部和内部的不确定性,导致了我们目前市场的犹豫,我是这么看。


主持人:最后一个问题,外资全场控股是不是会对证券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呢?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


张翼翔:我非常简单的说,外资,尤其是外国的基金公司,我认为它难以胜过国内机构。原因很简单,北极熊到了非洲大草原,它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的雄师呢?因为环境不一样啊。


张旭:外资进入会让证券行业机构越来越多了,机构越来越多意味着什么呢?对于员工的需求是上升的,带来的价值呢,按照供需关系来说可能是往上走的,但是,在大的环境下,还要注意一下结构的变化。现在的国内证券公司有100多家,如果以后完全放开了,可能会变的更多,150家、200家,那么意味竞争是加剧的,可能未来的3年,是整个的证券行业发生供给侧变革的时候。


主持人:我们四个问题基本上就问完了,我们看看观众有没有问题。


观众: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,6月1号,A股就会正式纳入MSCI指数,我就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,你们认为这一事件,会对A股的投资者、类型、投资风格,还有其他方面,还有怎样的影响?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。


张翼翔:6月1号即将假如MSCI指数,MSCI指数在中国只推出来一个指数,目前还有14个指数在批,可能马上推出来。在美国交易市场,已经有它的ETF可以交易进来,每天的交易量大概在几百万美元。这个指数加入之后,对中国的影响,可以说很小,没什么影响,为什么呢?因为摩根士丹利编制这个指数的过程中,它不是说靠指数赚钱的,我们现在看这一个指数,把它炒热了,它后面有十几个,甚至几十个指数,一个个都会进来,这个指数它是为了更均衡的表达中国市场各个峰值在什么地方,它的目的是什么呢?就像我们把菜备好了,你作为基金经理,你作为投资者,你是怎么炒这些菜?所以菜本身没有价值,价值在厨师。

所以,这个MSCI指数6月1号开始之后,后面还有9月1号,其实我觉得对市场带来的增量资金很小,几乎忽略不记。


观众:各位老师好,刚才也提到了打破刚兑,就是从今年开始,就市场上的违约事件频发,您认为主要原因有哪些?还有就是这种状况会不会继续蔓延下去,违约率会不会进一步提高,以及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策略来应对。

张旭:其实我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理论,我觉得是这样的,银行贷款市场不太了解,但在债权市场,债权市场自违约,其实有80%的因素是政府或者政策的因素,就只有20%是宏观、行业,包括企业自身分析出来的,剩下80%是政策导向。

我们看一下2016年那次的违约潮,那次的违约潮其实比这次要大很多,到现在为止,就是从1月1号到现在,新增违约人应该是6个,但是在2016年同期,新增违约人是13个。

所以说,就这次违约潮跟之前,就是从数量上、规模上比,还是要小一些,那次违约潮是为什么?那次违约潮就非常有典型性,但是都说是宏观经济不好,所以违约了。但是咱们这样想,2015年下半年,当时的经济和2016年上半年经济比,没有本质的不同,那为什么就是说从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6年的上半年,我们违约的无论是支数还是规模,它突然上一个数量级,这个本身就不是宏观经济包括企业自身经营能解释的东西,其实就是政策导向,希望通过债券市场正常的违约去释放银行的不良,但的确后来上违约多了一些,引起了市场的恐慌,因此造成了一个现象,就是2016年的下半年,一夜之间就没有违约了,这是为什么?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是因为供给侧的改革,企业自身盈利变好了,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原因,但这个原因同样,不是很决定性,为什么?因为我们看看2016年上半年违约这些案例,没有多少是供给侧改革所涉及的行业,因此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2016年的违约,它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和政治导向的问题。

2018年的违约其实跟2016年有点不一样,今年就是说是因为集中强监管,以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,造成就是说现在融资困难,融资困难之后然后就造成企业这边出现违约,出现违约之后大家要求风险溢价提高,要求更高利差,造成企业的债券发行困难,同时呢,他这边融资成本再次上高,因此就形成了从违约然后到市场信息的恶化,导致形成了一个闭环,那么这个闭环怎么去解决?

我们来看看2016年有什么政策,然后2018年就有什么政策可以解决,再不同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是违约窗口的节点上,每种政策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对于发行人,我们可以进行发行人教育,比如说对于市场一我们市场可以做出来一个就是预期引导,所谓的预期引导非常明显,就是2016年的时候政府喊话,包括发改委,包括国务院国资委,出了各种不投的文件,出了各种不同的答记者问,我们相信2018年的时候很有可能也是这样的,另外来讲,其他一些政策放松,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,越来越重视监管的协调。

比如说新规的落地稿比征求意见稿宽松了不少,这就体现出了我们的政策协调。基本上就是这些,谢谢大家!


主持人: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问题,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在线下我们交流。好,掌声鼓励我们四位大咖。